【散文】假如曼斯菲尔德没有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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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越

在惠灵顿建市150周年的日子里，我有幸游历了这个心仪已久的岛国之都。第一次游走在这个被称为“风都”的城市，我却未感到丝毫寒风的凌厉，虽说正值岛国冬季，而处处感觉着温馨和舒暖。因为最使我感到惬意的是，我探访了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故居。

曼斯菲尔德是我所崇仰的新西兰作家，她以擅长写短篇小说著称于世，好多名篇我都认真拜读过。其实说起来，我喜欢她的小说最初起因是读了徐志摩的传记。徐的传记有若干种，但无论谁写的，都绕不开他与“曼殊斐儿”的一段特殊的使他终生难忘的短暂会见。“曼殊斐儿”就是曼斯菲尔德。那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却使徐志摩心灵极大震撼，他曾在纪念“曼殊斐儿”的文章里用这样的文字形容她：

她的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你只觉得他们整个体的美，纯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而不可说的美。……我看了曼殊斐儿像印度最纯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满了灵魂的电流的凝视，感着她最和软的春风似的神态……她仿佛是个透明体，你只感讶她粹极的灵彻性，却看不见一些杂质。

她的音声之美，不仅引起你听觉的美感，而竟是直达你的心灵底里，抚摸你蕴而不宣的苦痛，温和你半僵的希望，洗涤你窒碍性灵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乐的情调。

以徐志摩那样超越常人的天分，那样挑剔求全的品味，那样清狂孤傲的性格，对一位初次相见仅二十分钟的英国女作家竭尽溢美之词，的确不同寻常。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倾心于曼殊斐儿的容貌，或是沉醉于她的天使般美妙的音调吗？诚然，这些都是打动他的重要原因，但又不完全是。他们短暂的会见，都交谈了些什么呢？据徐志摩自己称，在那“不死的二十分钟”，已身患肺痨的曼殊斐儿，对他谈到几位当时英国最风行的小说家，谈她对中国诗歌的景仰，还谈到俄国作家契诃夫，最后两人商定由徐翻译她的小说成中文。整个会见，徐志摩沉浸在一种相见恨晚的激情当中，他感受到的是曼殊斐儿的“神灵的妙眼，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他的“灵府泼淹” 。显然，徐志摩完全被她超凡脱俗的气质和精神内涵所折服。

我曾对徐志摩上述描述产生过质疑，觉得似有夸张的成分，甚至有点矫情。及至陆续读了曼斯菲尔德的作品，才渐渐理解了徐志摩为什么对她那样崇拜和痴迷。曼斯菲尔德一生短暂，年仅35岁。可是就在这短暂的人生道路上，她与苦难相伴，与病魔搏斗，使生命的价值达到最大化，为短篇小说创作另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她是新西兰文学的骄傲，我来她的故居拜访，是怀着一种崇仰、敬重和虔诚的心情，试想近距离寻幽探微，了解作家早期的生活，追忆她攀登人生辉煌和历经磨难的坎坷之路，以期吸取更多的精神和艺术营养。

她的故居是座淡黄色的木质结构二层小楼，前后小院绿树环抱，我进院的时候游人已不算很多，三三两两的，我猜大多是些曼斯菲尔德的热心粉丝吧。前院里空地上有几个女孩子正在开心地玩“跳格子”游戏，每个格子里按顺序写着从1到10的数码，这种游戏好像许多国家的孩子们都会玩。很快，我进入那狭窄的宅门，立刻有一种来到十九世纪末期欧洲民居的那种感觉。各房间的女接待人员都戴着多皱白帽和拖地连衣裙，模拟着一百多年前的装束和生活情趣，做针线活、读书、厨房料理兼做讲解员。门厅、客厅、厨房、书房，楼梯，以及楼上的卧室，格局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阔大，陈设也并不奢华，此前已知作家的父亲老曼斯菲尔德从一个商行的办事员最终成为一个门第显赫的银行家，其宅邸原以为应该是比较豪华的，但眼前的一切其实比想象的要简朴的多。据介绍，1887年他建造了这套住宅，次年小凯瑟琳出生，她是家里第三个女孩儿，父母称她“凯丝”，本来父母是盼望生个儿子的。小凯丝成长到十五岁，跟着外祖母离家去了伦敦；进入皇后学院，在学习外语和音乐同时，喜欢上了文学。三年后回国，入惠灵顿皇家音乐学院，期间渐渐显露出文学才华，发表过最初以曼斯菲尔德笔名写的小说《在咖啡馆》《奥琪的教育》等，灵感都来自她的生活体验，以自我嘲讽的笔调，初步显示出她的文学天赋。两年后说服父亲，再赴英格兰，去追寻她的文学之梦。然而这一去，竟是她与故乡的永别。

墙上有几帧孩子们稚嫩可爱的照片，凯丝那纯情稚嫩的脸庞，使我想起门前那些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跳格子的女孩子，当年她不也是这样欢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吗？客厅显眼的地方陈列着几本纸头已经发黄的作家最初出版的小说集，其中可看清的有《一杯茶》（A cup of tea）等几篇，都是她到伦敦后创作的名篇。在售书台，我选购了一本她的小说集《selected stories》，这是近年来出版的。此书封底印着凯瑟琳的彩色照片，此照与通常见到的她的图书选照似有所不同，头发没那么长，也没那么曲卷散乱，而是黑黑的齐耳短发，看去更精神更有气质；最摄人心魄的是她那直视的双目，真的如徐志摩形容的那样，“神灵的妙眼，利剑似的光波”，似有看透人肺腑的穿越力；还有那遮满了前额的刘海，似乎额头里藏匿着巨大的文学智慧和创造能量。但我总觉得她的目光里有几分忧思和淡淡的哀怨，似乎包含着某些难以言传的苦衷和心酸。总之由照片可以猜想她是个思想敏捷、有追求有理想的干练女人。那么，她是如何由一个烂漫活泼的小姑娘转变成为一个成熟坚毅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的呢？

伦敦，这个20世纪初日不落帝国的大都市，繁华躁动、灯红酒绿、光怪陆离。凯瑟琳来这里寻找自己所向往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追逐文学艺术的精髓和真谛。她抱着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体验生活的理念，经历了一段极其狂野浪漫的幸福时光，又承受了一段充满坎坷、精神煎熬的苦闷岁月。她曾与多位男性恋爱，寻求爱情的纯真与完美，又不得不与虚伪和欺骗分手。1909年春母亲来伦敦看望已怀孕的她，安排她到德国巴伐利亚一个温泉疗养，寄宿在一个低廉的别墅，并在一个修道院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希望她能修心收性，但此举并没改变她的追求和信念，只是给她创作提供了条件和灵感。这年夏天她由于干活而流产，年末她返回伦敦，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之后父母开始疏远了她，母亲硬着心肠取消遗嘱中女儿的“财产继承权”；父亲没把事情做绝，但也只是保留给她每年最低的生活费用。恋情的屡遭挫折，父母的冷落厌弃，加上她患了肺病（几年后才知道是肺结核），多重的打击接踵而来，使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女子身心两困，精神几乎崩溃。孤独和绝望中，她曾想到了死，但最后还是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使她继续坚持已选定的人生之路，她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她写道，我必须奋斗，必须忘却，必须竭力自重，必须成为有用的人，为了再次相信生活。

这两三年间她的创作突飞猛进。她在《新世纪》等杂志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还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在德国公寓》，有人把她早期的这些作品称之为“散记”。但小说也好，散记也罢，最重要的是作品初步显示了作家描绘人物情节的特殊才能，像《生日》、《火焰》、《女掌柜》、《空气浴》等的发表都引发读者和评论界巨大反响。这期间她的作品仍然坚持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基础，捕捉那些常人平时鲜见的事件来结构故事，像《空气浴》揭露修道院里的修行小屋，修行者常年在低矮潮湿的环境里修行，直到死亡，这或许会使读者联想起高尔基的小说《忏悔》；而《女掌柜》里的女主人杀死自己的丈夫，却又可能使读者联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而她在更多篇章里描写的下层小人物又与契诃夫的笔下人物颇有近似之处，难怪有的评论家说，曼斯菲尔德受俄国作家的影响很深。

1912年，曼斯菲尔德结识了《韵律》杂志创始人、评论家约翰 •杰克•莫里，莫里对她的遭际深表同情，也欣赏他的文笔，这使得屡遭创伤的她的心灵得到极大抚慰，不久两人陷入爱河，开始同居。莫里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发表园地，这对深处困境的女作家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与此同时，曼斯菲尔德先后与当时的文坛巨匠密切结交，如当时就以长篇小说《白孔雀》闻名的戴维• 赫伯特•劳伦斯、哲学家作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以小说《远航》闻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芙，还有其他一些文化名人。同行之间的思想真诚交流、切磋乃至互相尖锐批评，促使他们更冷静思考，何以在创作方法上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爆发，击碎了千千万万家庭的正常生活。战争遂使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们生活日益拮据，凯瑟琳和莫里这对患难情人来往与于海峡两岸（英法之间）。一年后，作家的亲弟弟21岁的斯莱利来伦敦英国军团服役，姐弟俩亲切会面，使作家回忆起故乡一切美好的生活片段，勾起了她思乡的绵绵情绪。这年9月莱斯利去法国某地给战士教授手榴弹操作，因弹体质量出了毛病，他不幸被炸死了。噩耗传来，凯瑟琳悲痛欲绝，这次的生离死别对她的思想震撼极大，以致于使她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自己以前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和亲人的无限眷恋，也使她重新思考自己对父母亲的误解和逆反心态，更加怀念家乡的牧场、牛羊、教堂、宅院、花园和左邻右舍那些记忆犹新的男女老少。思想的重大转变，必然要影响她创作的选材、视角、主题以及故事结构和人物的塑造。而此时，她的生活也起了重大变化。1918年和约翰•莫里结束了同居生活，正式结婚，开始了她的和谐家庭生活和专心致志的写作。这期间她的小说创作达到鼎盛阶段，布局谋篇、艺术构思、技巧的运用都炉火纯青。但不幸的是，她的疾病越来越恶化，被确诊为肺结核，为缓解病情，她不得不在丈夫陪同下像候鸟似的迁徙住所，法国、意大利、瑞士那些著名景区曾留下他们的身影；她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折磨，调动生命最后的能量耗费在小说的创作上，以此来转移肉体的痛苦。可以想象那时她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就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弱女子与一个精神无比丰富的强女人之间奇妙结合，演绎出人生最精彩的乐章。

通常，不少评论家把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花园会》、《幸福》、《航行》、《陌生人》、《家庭女教师》、《理想家庭》、《巴克妈妈的一生》等这些女性题材的名篇佳作为示范，分析其小说与以往传统小说的区别。过去作家们写小说往往会编织一个故事，经过跌宕起伏或纠结人心或扑朔迷离的过程，最后往往有一个或喜或悲的结局。而曼斯菲尔德的小说恰恰是打破了这一传统构思方法：故事性很弱化，甚至没有故事性，而是把笔墨着意刻划人物的内心冲突，巧妙运用现代意识流手法和大量象征手法，揭示人物的意识领域，从而塑造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这样，虽然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但由于充分暴露人物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因此仍旧会吸引读者的兴趣。而要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把工夫用在人物内心灵动、细微起伏的捕捉，和景物环境的纤细描写上，读她的小说，你会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在眼前晃动，这就是她的小说最具魅力的地方，或者说她创作最突出的特点。

其实读曼斯菲尔德的作品，除了心绪的波动，细心的读者还不难发现，她总是抓取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些客观景物作为叙事的发端，或者用来作为一种情绪、一种意念的象征体，抑或是用来作为叙事进展中的特殊道具，甚至干脆用作小说的标题。这些景物往往是些不起眼的东西，如室内的一张书桌、一朵花、一张床、一个壁炉，身边的一条围巾、一顶帽子、一枚手杖、一只婚戒，院里的一棵树、一只猫和狗、甚至是垃圾上的蟑螂和杯子里的苍蝇……

在《花园会》里，小劳拉戴上她母亲给她的一顶镶金花的系着丝绒带子的黑色帽子，跟着家人度过快乐的家庭音乐茶会，大家都夸她帽子漂亮。但当她遵母命提着篮子去给低凹地穷人区一户刚死去的工人家送糕点时，她觉得自己的衣服和帽子太扎眼了，太不合适宜了！她看到了死者安静的永久处于梦中的脸，她孩子似的哭了，说：“请饶恕我的帽子。” 通过小姑娘对这顶帽子的感受，强烈表达了她善良本性，对工人家庭遭遇的不幸深深的同情，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小说《幸福》，最突出的一个象征物是花园里一棵白梨树。这梨树正盛开着妖艳的花，没有花骨朵，也没有凋谢的残花，亭亭玉立衬着碧玉般晴空。女主人贝莎看见这盛开的梨花就仿佛看见自己的生活。的确，贝莎是足够幸福的，她年纪轻轻，有一个爱她的丈夫，有一个可疼的孩子，有房子、花园，还有朋友，音乐会，夏天到国外旅游，对这一切她挺满足的。可是当她察觉她的丈夫与她的女友富尔顿竟然有私情时，她对梨树的感觉似乎也变了味儿。她受不了富尔顿那句听上去很刺耳的话：你那棵梨树真可爱，梨树——梨树。贝莎跑到窗子那儿去看，梨树还是照样那么可爱，照样繁花满树，一样静立淡定。但她的心态变了，原先那样的富足感觉也就消失了。

类似这样的以小见大、以物寓情的例子，在曼斯菲尔德的著作里俯拾皆是。在她的艺术视野里，现实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在她的出神入化的安排下，都可成为她笔下奇妙的描写对象。所谓飞花摘叶、点石成金，在她笔下做到了。苍蝇，在人们看来是个肮脏的讨厌的昆虫，无疑也是丑陋的东西，但凯瑟琳却把它派上了大用场：小说《苍蝇》借一只在小说人物的水滴戏弄下，反复挣扎，最后终被淹死的结局，强烈暗示人类在大规模战争中被驱使、被战争机器绞杀所蒙受的苦难以及无奈。在凯瑟琳的小说里，像一杯茶、一封信、一盘泡菜、一盏油灯这样的小物件，都可以与人的情感交融在一起，演绎成一篇篇绝好的意识流小说。

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还有好多其他的艺术特色，可以说在当时欧洲作家群里，她的意识流写法和象征手法是无人能企及的，当然像弗吉尼亚• 伍尔芙和詹姆斯• 乔伊斯这样的意识流大师另当别论，但他们更擅长长篇写作。就短篇小说而言，称凯瑟琳为大师，绝不过分。

但可惜，这位天才作家只活到35岁。1923年年初在巴黎枫丹白露的一个风寒天，长期患肺结核的曼斯菲尔德狂喷一口鲜血，终于倒在了病榻上，再也没能站立起来，她告别了她所毕生追求的文学事业，告别了她所迷恋的小说，临终说的一句话也是小说式的：“我喜爱雨，我想要感到它们落到脸上的感觉。”

故居的后院墙角里，竖立着一尊作家的半胸头像彩色雕塑。真人大小，在空旷院里显得很朴实、谦逊。细看那头像，却又与书本上的照片有所不同，浓密的头发高高挽起，显得气质高雅，超凡脱俗，而最能读出她心灵激情的眼睛，依然闪射着温馨和聪慧，似乎在向人们默默讲述着她的故事。伫立在像前，我突发奇想：假如她没有过早离世，就像她同时代的劳伦斯、伍尔芙和乔伊斯那样，还能继续写作十年或二十年，那将会怎样呢？依她的高远志向和才华，也许能像她的同行那样创作出绝不逊色的惊世骇俗的传世名篇来；然而或许她能再度漂洋过海返回自己故乡新西兰，以她那热情而又冷峻的笔触，会收获更多的《序曲》、《花朵》和《幸福》呢！

2016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