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被罚，与“民族劣根性”无关！

这两天被中兴遭罚事件消息刷屏了。

前两天偶然看到同学群里发的一篇署名为“东京博士”的爆文《一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对中兴事件的看法》，心里很不舒服。在文中，东京博士试图通过他在日本的见闻来和中日两国工业发展的对比，来说明中兴事件是由于中国人的“浮夸虚荣，急功近利”的劣习结下的恶果。

作为一个“出了国，才爱国”的前工科男，我很不喜欢这种什么脏水都往“中国人”上泼的所谓“自我反省”情节。但是因为对半导体技术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确实不太清楚，没敢乱说话。今天得空在网上做了一下研究，找到一些资料，所以才敢写下这篇批判的文章。

首先声明，所谓“批判”，不是指文革大字报式的斗倒批臭，而是采用学术论文中最基本的“Critical discussion (批判性讨论)”，针对文章的论证方法和论据进行辩论。

其次，我是对文中论证的批判，不是针对东京博士本人进行人身攻击，更不会套用某些键盘侠最擅长的扣大帽子的做法。

第三，为了避免偏见，我所采取的资料来源尽量选取来自中国之外的、独立的第三方学术资料，或者日本学者自己的成果。

下面开始讨论东京博士的《一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对中兴事件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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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先简单介绍了中兴事件的经过，以及部分键盘侠的反应。这些都是在描述事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接着（以下蓝色字体为《看法》原文）

我们国家起步晚，落后于人”这话客观上说本无大错，是事实，但却没有前后因果关系，隔壁邻居有例为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第二次工业革命，日本一直是比西方国家起步晚，当然也是落后于人，直到1960年代，日本国产车还是烂货劣货的代名词，可是今天日本却成为世界汽车制造的巨头，与某号称制造大国相比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及从上到下的完整的自己的产业链。同样是制造大国，在美国市场销售和质量口碑名列前茅的日车占了一大片。

东京博士用日本60年代经济腾飞的案例来否定某些网民为中兴辩护的借口“我们国家起步晚，落后于人”，这却不妥。（其实这个借口本不能作为中兴事件的辩护词，而且也没必要从这个角度去辩护，不知博士却为何要去理会？）因为中国和日本在过去一百年中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大不一样！

日本6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实际上离不开当时美国对其的大力扶持。因为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作为邻近朝鲜半岛的桥头堡，日本幸运地成为了联合国军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以及各种产品的重要来源。

以丰田汽车为例：在1950年6月，丰田的卡车产量总共只有300辆，几乎到了关门歇业的边缘；而战争的头一个月，他们就接到了超过5000辆的军事订单，这直接使丰田公司起死回生。在朝鲜战争进行的四年时间里，日本从外部获得了充分的注入资金和技术输入，这要远远多于那些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国家所获得的援助资金数额。（注释1）

是否能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对后进国家的发展往往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在二十年前本科是工业自动化，毕业后在国企（电子部六所下属企业）和外企（美国霍尼韦尔、德国西门子）都干过。对于西方国家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对中国工业的领先优势，没人可以否认。另外，最新的技术设计、软件、生产线设备对于技术的提升具有的重大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

因此，日本六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工业产业升级，除了自己的努力，美国的大力扶持和输血也是必不可缺的因素。

反而观之，在五十年代末跟苏联决裂以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隔离状态，西方和苏联都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封锁。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整个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可以说是自己在黑暗中探索出来的。

东京博士在这里忽视了中国和日本在本国工业技术发展上面临的不同国际环境，这是他的第一点论证不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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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东京博士把话题转移到他擅长的半导体工业。

据他所说，中国的企业“不去自己钻研核心技术，大白天整天躺在打谷场的乱草堆上梦想天上掉个窝窝头，那只能是徒有虚名，只能受人牵制，只能你多出体力辛苦赚小钱，别人是出脑力坐收大钱。”

为了核实中国的企业是否真的如此不堪，我特意查了一下国际专利申请方面的统计资料。 据世界专利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的统计，中国在2017年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专利申请第二多的国家，离长期占领第一的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注释2）。

其中，在过去4年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全球企业排行榜中，中兴在2017年排第二（第一是华为），2016年排第一，2015年排第三，2014年排第三（注释2）。

作为一个已经离开工业技术行业近十年的前工科男，我不是很清楚这里面具体中国申请的专利技术含量有多高。但是，这个统计至少表明中国企业并没有如东京博士所说的“不去自己钻研核心技术…只能多出体力辛苦挣小钱”吧？

无可否认，西方的半导体技术优势不是一夜之间就赶上的，即使是大力发展半导体生产的台湾也是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追赶的。

但是我们就一无是处吗？根据我过去在工业自动化行业十多年的经验，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学习吸收能力和发展应用能力。象中兴通讯这样的中国电信公司在顶级设计、软件和服务部分、以及系统集成方面做得相当好，这也是华为、中兴能打开海外市场的立身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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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也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批评完中国企业存在的问题后，东京博士开始对比中、日的民族性：

• 浮夸虚荣，急功近利是中国人长期的劣习之一，“勤劳勇敢”的宣传背后，掩饰的是大量的懒惰奸猾投机取巧盛行的社会性格，而且这种社会性格自上而下，所以从专家教授到现场操作工，不可能具有日本人那种勤勤恳恳重视钻研和积累的匠人精神，因此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若还抱怨别人不肯施舍，只能说那是赤裸裸的乞丐心态，痞子心理。

• 日本企业把盈利投入再开发的资金比率在世界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因为他们注重今后长期的发展，不羡慕此刻的一夜暴富。最近因为公司名字的品牌效应，笔者手头有桩海外客户的巨额规模的半导体设备的买卖，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便可赚天文数字的利润，按照我中国人的习惯很想接单做，但向公司申报立案却未被批准，只能眼看到嘴的肥肉让其过眼而逝。

“浮夸虚荣，急功近利”怎么就变成了“中国人的长期劣习”了？日本什么时候又成了踏实肯干的代名词了？

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反例来反驳，就是东京博士他本人的经历。

从《看法》一文可知，东京博士曾经是一位中国在日留学生。据其自述，因为在毕业后回国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博士愤然返回日本并“在日本的自动化工控半导体行业奋斗了半辈子”。

那么，我可以认为，这位博士是非常不“浮夸虚荣，急功近利”的了。但是他又明明是个中国人啊，即使他转换了国籍，他的出生和成长也都是在中国啊。

“民族属性与国籍身份并不重合”，我在奥克兰大学的一位老师，社会学教授Avril Bell如是说（注释3）。她进一步解释，人的性格养成、文化特征、民族属性是在青少年成长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固化了。她强调，民族性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属性，而不是生理决定属性或者法律认定属性。而这也早已经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识。

换句话说，即使东京博士是一位日籍华裔，由于他成长在中国，他的身份意识养成在中国，所以他仍然是一位“中国人”，不管他的护照是哪国护照，甚至不管他自己承不承认。

那么如果东京博士在中国养成的性格能帮助他在日本取得成功，起码证明了至少有他这么一位“中国人”不是“浮夸虚荣，急功近利”的了吧？

那“浮夸虚荣，急功近利是中国人长期的劣习之一”这个论据就不正确。

或者他可以反驳说，“这儿的‘中国人’指的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指整体全部中国人。但是，如果他知道整体与局部的区别，那他又为什么以局部来代替整体呢？进一步说，他又从何处统计到的“大多数中国人”是急功近利的呢？而且，这个“大多数”到底是多少比例呢？这个比例能代表中国人的性格吗？

我们再看看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又是怎样的呢？

在她的研究成果《菊与刀》中，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如是评说：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再听听日本人自己如何评说：日本人“易疲劳、难以持之以恒，无常性”，日本著名“哲学家、 伦理学者、文化史家、日本思想史家”和辻哲郎在他的成名作品《风土》中如是说。

日本人的缺乏常性可以从地理环境来解释。日本多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气候无常的贫瘠岛国，严酷的生存环境，塑造了日本人缺乏常性的特点。频繁发生、突然降临的火山喷发和台风海啸，削弱了日本人进行长远战略策划的能力，而这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挑战工业制造能力、经济体量、和战争潜力远超自己的美国的案例看得出来。

传统的日本人对日常生活用具和建筑物也都缺乏耐久的观念。小泉八云在他的《日本与日本人》中曾这样写道：“草履破了又换了；身上的衣服，用几块布松松的一缝便可穿着。简单的一拆便可浣洗；旅邸中的新客人，每次可以用到新筷子；窗户上和墙壁上的壁纸，只顾目前之用，一年至少换两次；席子每年秋天换一次新的。”

自然环境的多变，生活的无常，诱导日本人形成了性急、悲观、短视、偏激的民族性格。日本人对樱花偏爱也反映了这种气质：匆忙、灿烂、竞相怒放，但也落得匆匆。

至于东京博士为了证明日本人做事踏实守规矩所讲述的故事，“笔者手头有桩海外客户的巨额规模的半导体设备的买卖，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便可赚天文数字的利润，按照我中国人的习惯很想接单做，但向公司申报立案却未被批准，只能眼看到嘴的肥肉让其过眼而逝”，由于他没有提供实证，因此我也不做评论，大家怎么看自便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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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博士又提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援助。虽然这个与中兴事件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博士仍然津津有味的描述了一遍：

从1970年代大力宣传“要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访日时对松下幸之助说“你们要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不仅每年提供了巨额资金援助，还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无偿转让，从首都机场到宝钢建设，从云南贫困区援助到上海浦东新区开发项目，到处有不被中国百姓所知的援助。

关于日本对华援助，网上资料很多。虽然中日双方都否认这是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一种感谢的说法，但至少这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而不是如博士所说“无偿”的。

（以下摘自维基百科，注释4）

参与第一次对华日元贷款的日方决策关键人物，外相大来佐武郎认为这是双方各取其利的一种必然，他认为对华援助的日方利益在于：

• 中國經濟發展將帶來社會穩定，較不易向外尋求戰爭：日本大平首相曾说“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亿日元。”

• 中國快速現代化能源和交通，有利對日出口原物料：从前期利用贷款建立项目来看，的确也主要集中在港口、能源、运输等领域，日後大庆油田等也開始對日出口。

• 幫助日大型廠商進入中國市場：ODA前兩筆貸款有附加必須採購日本廠商條件，之後雖放寬但後續依然有限定两国间采购等條件，間接幫助日本重機具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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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博士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回国发展。

经常有看我网文的朋友不止一次曾经问我为什么没考虑回国发展。时光倒转26年，当时笔者从日本海归中国（那年头海龟甚少），试图将日本所学技术在中国好好发展一番，但真正能尊重技术重视技术的企业科研机构几乎没有，人们热衷于房价股票抽成回扣饭局。。。厉害了，我的国。那感受就是电影《大浪淘沙》中余宏奎说的那种“我满腔的热血换来的是一盆冰水”。

于是从立志海归报效祖国的梦中猛醒而来，这不是一个我能实现梦想的地方，不是我嫌它穷，而是它的字典里没有“尊重”和“尊严”这类词汇，对人，对技术，对一切。有的只是“自大”，这与日本社会的谦虚，内敛，踏实，积累截然相反。

此后，笔者再度返回日本，在日本的自动化工控半导体行业转眼奋斗了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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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东京博士总结道：

中兴事件应该算是对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响亮的警钟，如果警钟能真的惊醒一部分国人，那也算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如果依然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别人封锁，别人垄断技术，那就是一头唤不醒的蠢驴了，根本就不是什么自诩的沉睡雄狮。

他的意思是：

• 论据一：从日本的经济技术腾飞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落后不是由于技术封锁，而是由于长期的民族劣习“浮夸虚荣，急功近利”造成的；

• 论据二，中兴是中国的企业；

• 结论：因此，中兴事件是中国人长期劣根性的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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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事件是不是中兴公司自食其果，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由于一个孤立的“中兴事件”，就得出该事件是由于中国“浮夸虚荣，急功近利”的“长期劣习”造成的，我不敢苟同。

我的反驳在于：

• （针对论据一）日本的经济技术腾飞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有各自的独特性，不好硬性对比；

• （针对论据一）中国人真的具有“浮夸虚荣，急功近利”的劣根性吗？任何民族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不能以局部概括整体。

• 那么，东京博士的论据一不能成立；

• 结论：因此，东京博士的结论“中兴事件是中国人长期劣根性的自食其果”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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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声明，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争辩中兴事件的是非，那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

我也不是反对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相反，我本人是很喜欢这样做的。但是这种反省和批评一定要做到有论有据，于己于人都有帮助。而不是片面摘取、以偏概全，既伤害他人又于自己无益。

我的目的在于，希望大家在看待时事热点的时候，要冷静分析，养成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习惯，这也是我在公众号文章《画给女儿的全球史》中要慢慢解释的思考方法。

最重要的一点，希望大家文明评论，不要搞人身攻击，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东京博士。能通过写文章出来解释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动辄扣帽子，这已经是一种好行为了。至于对错，读者自己判断。

我只是对于东京博士的论证方法有质疑，但不是针对他本人。

注释：

Stueck, W.,  The Korean War in World Histor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 2004, p. 146.

WIPO, China Drives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to Record Heights; Demand Rising for Trademark and Industrial Design Protection, 来源链接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articles/2018/article_0002.html.

Bell, Avril; Elizabeth, Vivienne; McIntosh, Tracey; Wynyard, Matt; A land of milk and honey? Making sense of Aotearoa New Zealand,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1.

维基百科，《日本政府发展援助》，来源链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日本政府发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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