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财富碾压而过的灵魂，北京出差三日有感

01

十一小时的飞行后，我到了北京。不用带娃的日子，即便是出长差、即便是一夜无眠，依旧是神清气爽的。出租车上，健谈的司机师傅教我说正宗的北京儿话音，他说：“姑娘啊，你们外地来的人呢，学我们北京话总是四不像，动不动什么字后面都加个'儿'，搞得不伦不类的，我跟你讲啊，这'儿'的意思呢，就是小家小气。我们说前面一辆大卡车，我们说孩子的玩具小车'儿'，明不明白呀，别什么都加'儿'。”

我赶紧又给师傅举了几个例子，问说得对不对。师傅听着说还行，接着话题就开始跑火车了，从北京的房价说到自己十几年来几乎没变的收入，从劈腿离了婚的结发妻子说到快三个月没见过的14岁儿子。

我自认是个好听众，时不时做关键性提问，就这样在大半个小时里听完了师傅的故事梗概。

师傅说他从02年开始开出租，那时候他满负荷运转一天拿个两三百，好多人还羡慕来着呢，而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自己还是差不多甚至略高的水平，在北京却已经活成贫困线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勤勤恳恳、起早摸黑了半辈子，却不知不觉给时代抛弃了，还好自己是老北京，有个不用还贷的小房子，否则恐怕早就没法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师傅说他儿子小时候自己一天也没带过，也不知道怎么带。这些年来，自己就知道成天开车，节假无休，风雨无阻，就想让儿子将来的日子能好过些，别像自己那么没用。却没想到最终妻子跟人跑了，儿子也带走了，自己孤家寡人一个，还是这么个继续过法。

我说：“和十几年前相比，你生活的城市更繁华了，设施更便利了，个人的吃住，孩子的教育应该也不会比十几年前差。为什么就不能把目光从贫富差距中移开，放平心态，少就少赚些，多陪伴家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呢？”

师傅回答：“姑娘照你这么说，火车站里面睡走道的人，日子也要比几十年前自然灾害时好过得多，至少他们还能吃饱穿暖。但那又怎样，他们的幸福指数和几十年前的人能比么？不能。因为那时候全国人民一块儿饿肚子，再苦也没啥苦！”

心理学家早就说过，快乐的感觉取决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如果你想要一辆自行车，而你也得到了一辆自行车，就会感到满足；而如果你想要一台全新的法拉利，而得到的只是一辆二手的马自达，你就感觉不开心。

你说二手马自达好过自行车也没有用，它还是无法提升幸福指数。这就好像我们说，让一部分人先“巨富”起来，再带动另一部分人“小康”起来，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那“另一部分人”更不幸了，因为他们的期望值已经不再是自行车。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说过：“如果说快乐要由期望值来决定，那么我们社会的两大支柱（大众媒体和广告业）很有可能正在不知不觉让全球越来越不开心。”

假设现在是5000年前，而你是一个住在小村子里的18岁年轻人。这时全村大概只有50个人左右，老的老、小的小，身上不是伤痕皱纹遍布，就是稚气未脱，很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自己真是好看，因而满是自信。但如果你是活在今日的青少年，觉得自己长相不怎么样的可能性就要高多了。就算同一个学校的人都输你一截，你也不会因此就感觉开心。因为你在心里比较的对象是那些明星、运动员和超级名模，你整天都会在电视和广告牌上看到他们。

02

开了一天的工作会议，从同事那儿学会了用团购软件，赶紧团了一个酒店附近小店的按摩套餐，乐颠颠去了。在新西兰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人工贵”的国家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差点已经忘了按摩是咋回事儿。

服务生小姐一走进屋子，我即刻感觉出不对劲。这女孩儿妆容妖艳、着着一席黑色超短小礼服，和极高的细跟皮鞋，看起来哪像是服务生，倒像是要去夜店喝酒的行头。心疼团购的钱都已经付了，想想大家都是女人，也没啥好怕的，就只好硬着头皮躺下。

女孩儿一边按摩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我原不想开口，直到，这年轻的、看起来稚嫩无比的女孩儿聊起了孩子。

年仅24岁，居然，她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姑娘告诉我，他儿子可懂事了，知道妈妈希望他多学习，就每天在视频里面给妈妈看他写的字，前一天还告诉姑娘，自己在幼儿园里面的数学测验得了满分。

姑娘告诉我，他一年能够回老家三到四次看儿子，按她现在的“高收入”，再有个两年她就能够还清老家的房贷，之后也许就能跟儿子团聚，没有房贷的话自己在老家谋个生应该也成。

姑娘告诉我，他给儿子买的是老家那里最好的学区房，有四室两厅那么大，为了加速赚钱存钱还贷，她今年恐怕不得不少回老家几次。

我问：“为了多几个平米，为了名义上的好学校，骨肉分离那么多年值得吗？”

姑娘回答：“我只想尽我所能，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人穷了，还有啥尊严可言？”

尊严？

当我看到送外卖的师傅在狂风暴雨中瑟瑟发抖，仍然被保安拦在酒店门外。直到我出门去拿外卖时，酒店保安立刻换出一副笑脸相迎，将外卖亲手递到我手中，随即冷漠打发送外卖的师傅走人的时候，我瞬间理解了姑娘所谓的“尊严”——这早已被歧视链碾压到体无完肤的底层痛楚。

以至于，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在歧视链中，爬上哪怕小小一个台阶，自己倾其所有，乃至牺牲亲子关系，牺牲养育，都在所不惜。

若连家庭、骨肉、女性的自尊……这些最基本的人类幸福感来源，都可以作为爬升歧视链的贡品。那么仇富而走向极端的可能，人们似乎也需要有所警醒了。

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说，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我也一直如此坚信。因为唯有商业，可以有效地、可持续性地、让更多的人在契约的连结下，共同创造价值、满足需求。也唯有商业，可以带动另一部分人也开始富起来。

可事实是，人类的幸福指数并不是由财富的绝对值决定的，而是由期望值决定的。

尤瓦尔曾说：“有没有可能，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对生活不满，不只是因为贫穷、疾病、腐败和政治压迫，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标准？”

平均来说，埃及人在前总统穆巴拉克的统治下，死于饥饿、瘟疫或暴力的可能性远低于在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或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统治的时期。对大多数埃及人而言，这根本是有史以来物质条件最好的时刻。在2011年，理论上他们应该要在大街上跳舞庆祝，感谢安拉赐给他们这一切的财富才对。然而，他们反而是满怀愤怒，起身推翻了穆巴拉克。原因就在于，他们比较的对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时代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这样看来，财富的匮乏未必不幸，真正导致绝望的，唯有“差距”两字而已。

在这条差距的歧视链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中产阶级看似离底层很远，但若论心态上的焦灼和追逐的义无反顾，莫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日益繁荣和发达的商业，显然能够带来财富的绝对值增长。但我们也许忽略了，缩小贫富差距才是提升整体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根本，而这却远不在商业的范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