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20年重点小学的语文老师，我不想再让女儿经历这一切

家长的教育焦虑，从国内蔓延到了新西兰。

两张大长桌平行地摆好，围坐的是送完孩子陆续赶来的家长，他们彼此间很是陌生，都是初次带孩子来新西兰微留学体验，神情中夹杂着不确定，或纠结或无奈或焦灼。

大家想要找一个答案，理想中的最优解，在探寻的道路上，陌生瞬间被戳破，太多太多共同的困扰和疑虑，惊人的相似性，让每个人都说不尽道不完。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每场6-10个家庭的规模，两小时以上的中西教育茶话会，我参加了其中五场，沟通了超过40位家长，他们来自北上广深等八九个城市，犹豫要不要带孩子出国。

我们称之为“圆桌会议”，形式是每个家庭轮流述说自家孩子在中西教育中的状态和顾虑，由大家共同探讨，寻求解答。

“你不知道啊，现在的老师，十个知识点只教五个，还有五个你必须自己去补。老师上课默认你孩子应该啥都会的样子，真不知道那还要学校老师干什么？”

“现在孩子下课老师都不让出去的啊，更不要说操场上跑了，体育课也不给自由活动的，天天把孩子憋着管着，怪不得孩子到这里天天玩得不肯回家。”

“这学习也不知道是家长学还是孩子学。功课是群里布置给家长的，默写错两字分分钟发短信给家长施压，副科作业是家长在家给抄的，过个节办个活动是家长拼资源拼脑筋拼精力给班级争光添彩。”

之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轮怼完之后，最后一位家长悠悠道来：“我是一名老师。”

巧合的是，上周居然有两场“圆桌会议”的最后发言家长，自身是老师，一位是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任教十年和六年的小学语文教师，另一位是南京某市重点小学任教20年的语文老师。

正如医患矛盾的根本并非医生一样，处在家校矛盾风口浪尖的老师，他们的辛酸、无奈和承担，又有谁知道？

事后，我单独采访了来自南京、带着八岁女儿来新西兰微留学的罗老师。

作为一名在市重点小学任教20年的语文教师，罗老师说：“换作十年前，我不会想到小学阶段带孩子出国。可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变味。”

以下内容为罗老师口述，Apple妈咪代笔。

 

01

快乐教育是一场戏，我们全都是演员

 

若我们的教育还能像起初那样，扎扎实实让孩子该练字练字，该阅读阅读，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注重基本功的巩固，即便孩子要辛苦一些，我也觉得在理，毕竟竞争摆那里，从小发奋图强是应该的。

可现在的大方向是，我们要快乐教育，要跟国际接轨。

怎么个快乐法呢？

首先，课程表要花哨，要看起来高大上。

什么日、德、法小语种、跆拳道、木工、围棋、国际象棋、综合实践，那是样样都得有啊，什么都有才能体现出重点学校的实力和快乐教育的精髓，领导和家长才能首肯。至于语数英那样的主课，课时是绝对不能太多的，太多那我们学校就不“快乐”了，那些实在挤压不下去的主课怎么办呢？改个名吧。比如把其中一节语文课改名成写字课，至少也能让课表看起来多元些。

若那些取而代之的副科真能给孩子丰富课外知识倒也罢了。可真实的情况是，学校往往一方面并不具备完成这些课程的师资（或者也觉得没有必要）、一方面又希望学生能留下一些图文并茂的产出物来体现教育的成果，好向上级交差。老师心知肚明这些，加上深知这些副科对小升初没一点用处，就在无意中进一步助推了形式主义。原来大好的给语数英打基础的时间，现在让给了看围棋录像、抄写不明就里的课题研究……真想要学点啥的孩子，其实还是要去外边，因为唯有外面的兴趣班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必须有真材实料才能留得住学生。

家长们指责老师，说主课十个知识点只教五个。可真实的情况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已经尽其所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把核心知识点和练习进行涵盖。

此外，一二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40分钟语文课动笔不能超过10分钟。

于是，老师和学生不得不玩起猜谜游戏。

语文作业不能是“抄写以下词语”，而是“准备听写以下词语”；

数学作业不能是“计算以下乘法”，而是“视算以下乘法”。

“准备”可不是书面作业，“视算”，也就是看着算算，更不是书面作业了，我们都很“快乐”。

作为老师，一方面要自欺欺人地演好“快乐教育”的本分，一方面没有谁比我们更清楚竞争的惨烈。

小升初、中考和高考一环套一环，第一环失利的孩子，后续再加入竞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凡教工子女，因为对后续竞争的淘汰实质看得更透彻，几乎清一色都是从幼儿园开始“鸡血”。从小两门奥数是标配，否则在数学竞赛中顶多拿个三等奖，对小升初考民办没多大用处。

家长微信群又是另一个暗波涌动的战场，像在演奥斯卡般，表面人人都喜欢说“我们放养，我们家啥都不学”，好让别家放松警惕，实际上却各自较着劲，一方面自己补的课不想让别人都知道，以免失了优势，另一方面又跟特务似的，探听哪些小道能够提升孩子的升学砝码。

很多家长直指我们老师的冲突点在于，认为我们只在乎成绩，因为成绩和业绩挂钩。

可天晓得，作为公立学校的老师，孩子的成绩和我的收入没有一点关系。我们勤快地跟家长通报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不少家长确实就希望得到时时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对孩子负责，否则孩子和家长傻楞傻楞地真的“快乐”去了，往后的学习只会越来越吃力、越来越跟不上节奏。闭嘴说你家孩子什么都好，才是最简单和不负责任的方式。

其实我们很清楚，光如今学校的主课时间和各种限制，很难扎稳孩子的基本功，就只够体现下“快乐”了。在“快乐”教育的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同事间有时会戏称，学校正在沦为“孩子课外培训班成果的检验场所”。

我们的形式主义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

典型代表就是公开课。

公开课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提问和对答，甚至在哪个环节该笑，都要排列十遍。老师的课件更是精益求精、美轮美奂，年轻的老师改课件到凌晨2、3点再常见不过，就为了哪个页里面插朵花，哪个页里多空几行。

在这样的精心修炼下呈现出的、给领导和家长带来的惊艳究竟有多少价值？

如果把公开课比作盛宴，日常上课比作家常菜的话。那么实际情况就是，为了这一席盛宴，孩子们平时家常菜都不吃了，改喝一个月的米汤，因为精力都已被这一场盛宴耗尽。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考民办？因为至少民办不玩虚的，真相是不快乐，那咱就不快乐到底，实打实应试，实打实主课第一，实打实成绩第一。

 

02

 不准跑，不许跳，碰坏了谁负责？

 

家长没有说错，现在学校确实要求学生们下课尽量不要离开座位，更不准在走廊里追逐嬉戏。即便是体育课，老师也不敢给孩子们自由活动的时间。

“嗯，现在第一排同学开始扔实心球，第二第三排稍息站好。”

“好，现在第一排同学到那边稍息，第二排同学开始扔实心球。一、二、三……”

当然也只能这样咯，否则老师一个人在这一头看这边学生扔实心球，那边学生摔了磕了怎么办?

我们学校之前也出过事儿，四个孩子在操场上玩追人的游戏，拍一下对方算是抓到那样子。结果一个孩子摔了，磕到了额头，另一个孩子不明就里，还硬是跑过去拍了一下对方的背，以视“捉到”。结果孩子额头缝了八针，家长要求调监控录像，直指自己孩子是给推倒的，向学校和对方家长共同索赔18万，这个官司拖了一年，到现在还没完呢。

碰到这样的事情，尽管班主任第一时间陪孩子去医院，在医院陪孩子到晚上十点多，仍然免不了头一个被学校和家长问责。

有这样的先例搁那里，还有哪个老师敢跳出来说，我们的学生需要多一些自由活动？

 

03

对干了二十年的教育，我产生了怀疑

 

给家长群布置功课，我理直气壮。

让孩子恶补短篇阅读的应试技巧，而没有精力鼓励他们浸润更多“没用”的深度阅读，我一样理直气壮。

我当然理直气壮啦，连我自己的女儿都是从小这样补起来的。

对于作为老师的我，处在体制内教育中心的我来说，早早地鸡血孩子，帮助他们看清楚竞争的惨烈，避免盲目乐观，避免事到临头抱佛脚，才是对他们最大的负责。

然而也是因为在这点上，我和先生的教育观点完全对立，导致在辅导孩子时，我俩的关系剑拔弩张。

先生早年在英国生活了七年，他非常反对我鸡血孩子的方式，认为百分百生活在家长安排下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发展自己的主见，更不可能思想独立。他觉得女儿将来一定要出国念书，才能让她学会独立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于这事儿，早年我们的共识是高中毕业或者本科的时候送女儿出国。在这个大前提下，先生不得不同意我的思路——

只要在体制内一天，就只能按照这里的思路，该补的补，该学的学。不然两头不着好，更没有出路。

然而这两年我连续带了两届毕业班，想法有了些动摇。

常常，我跟毕业班家长日常沟通一些孩子的学习情况，就很容易像导火线一般触发家长的歇斯底里。他们指责老师，就知道分数分数，指责我们看不到孩子身上的其他优点。

要知道，并不是我们看不到啊。但是看到的再多，拿不出成绩，对小升初就是没一点用，不是么。

想来，这其实是毕业班家长在最后一年忽然意识到竞争比自己想象当中更残酷，处处找路道碰壁后无法自处的焦灼心态的折射。

尽管一部分家长老早都搞清楚了状况，早早就准备了各种竞赛成绩，仍然还是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家长，到这一刻才终于意识到了无奈。

结果，相当一部分的家长，失望之余，在初一初二的年纪就早早把孩子给送出去了，比我预想当中的早了好多年。

去年的时候，我跟着学校的游学团去了趟加拿大，今年又来到了新西兰微留学。

看到国外小学的孩子总是无忧无虑地在操场上傻玩傻玩，女儿也是天天在学校海边沙滩玩得不想回家，真是触动了我的神经。

此外，我还走访了一些国外的初中，发现他们的课程很接地气，学生们身上充满活力，积极主动完成课业项目的样子，和我们走惯形式的状态非常不同。反观我们体制下出来的初中孩子，三分之二都早早架上了眼镜，从校门口走出来无一不是疲累不堪、死气沉沉的状态，哪里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少年？

这么多年，我带过的学生数不清了，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孩子是适合体制内教育方式的天生学霸。他们通常很安静，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听讲，不一定会多回答问题，但是绝不会偷懒那种。

而自家的女儿自己明白，绝不是天生学霸型的人物。

若是到头来，初一初二就要考虑送孩子出去，莫不是索性更早一些，避免掉小升初的战役？

先生倒是挺支持我早点陪孩子出国的想法，很符合他的教育理念，但是我还过不去自己这个坎。

从每天晚上写作业到睡觉，变成每天放学回家没有作业的状态，我自己都缓不过劲来，迷失了方向。

这几天我自己也一直都在反复，一会儿觉得回家准备准备，明年两月份就过来，越早出来孩子对海外教育适应得越快，特别是看到孩子在新西兰那么爱去上学的模样，一会儿又觉得应该再呆国内读两年，中文基础打扎实再说。

 

听罗老师聊完，心情很沉重。

离开，可能是因为面临到很多压力和问题，但是新的征程，绝不是没有压力和问题，甚至将会要面对更多更多的压力和问题。

几十位家长中，有孩子在公立学校的，有在国际学校的，有公立转去国际的，甚至还有国际转回公立的，有在新加坡、泰国上过学的，也有去美国、加拿大、澳洲短期念过书的……不管是怎样的背景怎样的经历，中国家长的教育焦灼却似乎是共通的。

所谓理想最优解，大概是不存在的吧。

作为家长，我们无法改变体制，改变大环境，至少可以还原孩子一个符合自己人生价值观的成长环境，而不完全受外界左右。

我们都希望孩子不要虚度年华，把时间拿来干“有用”的事儿。

可知，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潜台词是有一个对象在的。

对高考有用？对考英国大学有用？对考美国大学有用？

还是，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有用的人？

基于你，为人父母的人生经验，真正有用的事儿，又是什么？

罗老师拍摄的新西兰小学照片

（责编：Yujie 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