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过的那些野味（4）公司的尾牙宴

前面几集讲到的都是我的故乡湖北，但如果说我移民后最怀念的城市，那还是深圳。

那是我来到新西兰之前称为家的城市。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情感其实很多时候都来自经历，我在那里真正开始独立生活闯世界，在那里留下青春的足迹，在那里买房，在那里恋爱，在那里结婚，我的大女儿上善就出生在这座城市。

刚去深圳的日子里，周末有空我就去泡深圳书城，或者躲在办公室补习如何使用excel做统计和报表。有时我还会坐公交从起点一直到终点，探索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我特别记得1999年我坐着摩的到达南澳，站在城楼上看着瓢泼大雨下的大鹏所城，那一刻像极了丽江古城。

来过深圳的很多人都会有城中村的记忆，但我没住过城中村。第一份工作是做会计，单位有自己的宿舍。每天忙忙碌碌的工作，虽然宿舍和新洲村只隔着滨河大道，但我却很少过去城中村。

年底时，公司财务部的大姐们开心的告诉我，经理会带部门同事去沙尾村吃尾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年末部门聚餐。跟着同事们，我第一次去到城中村的深处，好奇让我脑海里记录下了深圳的另一幕。

城中村的特点我觉得就是“密”，楼与楼之间很密，商铺之间很密，人也很密。周围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味道，不太好形容，有洗发水的，也有油烟的。抬头看着握手楼上的一线天空，还挂满了衣物；周围人声沸腾，非常的热闹；各种小摊小贩小店，琳琅满目；在黄昏的时候，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起来；路边很多坐着小板凳吃快餐，打牌，守摊的人。

我平时坐公交车走过的深南大道，绿化带非常宽阔，比老家学校的操场还要大。路两边种满椰树，而比椰树更高的就是周围的高楼。而城中村和我日常见过的深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只有走到一个稍微开阔点的地方，我抬头看天空时，感觉和平时看到的还是一样的。那时的深圳，天空和我现在生活的新西兰一样清澈，南海边的云低得可以摸到，从通透的天空下飘过，没有那么多灯效的夜色下，它们是白色或鹅黄色的，很舒服。

在几乎被小街小巷弄得迷路时，跟着同事的我一脚就走进了一家餐厅。进门就是一个过道，右侧一米多宽的围栏里爬着十几个巨大的龟。说巨大，是因为我看起来觉得它们最小的背壳应该都有半米多，时隔多年，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那就是它们的真实大小。甚至我都记不清那是一个围栏还是水池，我只记得那是一群大龟。

我相信自己关于龟尺寸的记忆是准确的，因为那顿尾牙宴的整桌菜就是一只龟做成的，这是用餐时听同事们和餐厅服务员聊天知道的。至于味道，我并未觉得和老家常见的乌龟，甲鱼有啥区别，大抵只是肉更多罢了。但我想起进门时那些支撑着前腿站在那的大龟，心里终有异样。

深圳这个城市不是一个典型的广东城市，属于全国人民。但野味文化不分南北，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特区，虽然在明面上看不到那么多野味，但在很多地方其实仍然存在。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吃过大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它们从哪里来，是不是野生动物，是不是保护动物。几年后我还曾经路过那附近，走过那个位置时，我专门往里面看了一眼，但似乎那个餐厅都已经不在了，仿佛这件事情都未发生过。但我知道，那是真实的，曾有很多的大龟在那里结束了它们的生命。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顿尾牙宴于我的影响。但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并没有再去过这类地方，也再没有吃过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也许是巧合，后来换了工作，换了环境？也可能是深圳这座城市逐渐的文明，居民的素质越来越高，所以这类消费场所也越来越少？我不知道，但我似乎就不再有机会到这类场所了。

但我没有机会接触，并不代表这类消费真的消失了。关于这点，我心里虽然很清楚，但它却是以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让我明白的：2003年的那场Sars风波，最后的中间宿主被确认为南方常见的野味之一果子狸。

虽然这辈子我从未吃过果子狸，甚至我都没见过活物，但也只有发生了Sars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食用野生动物的习俗其实一直都不曾远去。也许在某些城市（比如深圳，上海等），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素养已经没给这类消费太多的空间了，但我们国家就一个整体而言，要改变这类消费习惯还是任重而道远。

新西兰有一种动物，在澳洲它曾经是民间美食，但因为数量稀少现在成了保护动物。在新西兰，华人什么都爱吃，但华人不知何时对这种动物产生了误会，以为它和果子狸是同一种动物，而又因为Sars的原因，都对这个动物避之犹恐不及。所以这种动物可能是唯一一种出口到东南亚很多，但中国基本没有的，它的出口名是Kiwi bear(译作：奇异熊，或新西兰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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