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古文明里葡萄酒的影子

1961年的一天，河南省漯河地区西边的一处农田里，村里的几口人在箍红薯窑。当人们挖到土深超过60厘米地方后，一锄子下去，掘出了一些的深灰色土层。紧接着，又挖出了一点陶片，一些动物骨头。在场的一位知识分子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处灰坑，周边十有八九是年代久远的历史村落。由于他当时没有条件深入研究，仅仅拾取了陶片，做了一些简单的记录。

几年后，他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名为《河南舞阳的几处新石器时期遗址调查》，登上了1965年的国家级刊物《考古参考资料》。只是当时正值特殊的动荡时期，他的看法并没有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这位知识分子的名字叫朱帜，时任舞阳县博物馆的文物专干。世界上第一位意识到贾湖村遗址存在的人。

后来朱帜升任舞阳县博物馆的馆长。1978年夏天，一位不期而至、满头大汗的客人，一脸欣喜地跑到了博物馆找他，说自己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他看。从包裹里，那人拿出了一节破损的石铲，一只保存完善的陶壶。这位客人说，自己是人民教师，暑假与学生一起开荒种地时，无意间发现的，觉得应该是文物。询问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后，朱帜送走了来宾，自己很小心地对几样物件做了清洁与记录。然后手书一封挂号信，将物品一起寄给了北京的有关部门。家人回忆说，那天下午，朱帜一直像个孩子似得不停念叨这么一句话，“能揭开了，终于能揭开了！”

 一晃又是几年，1983年3月，国家首次批准对贾湖村周边地区进行实验性发掘。仅仅开地五十平米，就挖到了窖穴11座，墓穴17座，获得陶器、骨器、石器数十件。贾湖遗址被定位为新石器时期早期文明遗址，加以保护。截止到2013年最后一次发掘，贾湖遗址共被考古勘探人员发掘8次，出土有价值的文物超过千件。其中最精美的包括契刻符号的龟甲、骨针、石磨棒与磨盘、象牙叉、打孔的绿松石饰物。以及最精美的，用鹤腿骨制作，闻名世界的贾湖骨笛。

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由丹顶鹤大腿骨制作。共打七孔，第四孔与第六孔另外附有小孔，代表当时已经有非常复杂的音乐了。

不同位置的遗址发掘证明，贾湖文明并非单一文明，而是含有三个人类栖息阶段。最早的在接近9000年前，最晚的在大约7800年前。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很多层面，往前推进了最少两千年。

在其中一个窖坑的陶器里，发掘人员还找到了一些特殊的鞣制、丹宁酸、以及其它酒类残留物。这代表着里面曾经储藏着与果皮有关的酒类。酒用葡萄在东亚各个地区都很常见，属于最容易采集的高糖分浆果。如果陶器里确实储藏的是葡萄酒，那么历史可以被改写了。世界上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地区并不是高加索南麓，而是中国的中原地区。因为贾湖的出土，对比亚美尼亚的 Areni-01 “山洞酒窖”遗址，要早超过2000年。

贾湖的灰坑里，也找到过有符号刻画的龟甲。虽然专家们仍然在争辩，这些刻画是否算文字，但是无疑，它与更出名的殷墟甲骨文有异曲同工之处。说到殷墟，1983年的安阳商朝晚期遗址里就出土过一支精致的青铜礼器 - 提梁卣(yǒu)。由于年代古老，青铜器的开头处完全锈蚀堵死，但是考古学家在挪动时，明显能听到内部有液体晃动的声响。后来，这件青铜器被送到北京，经过检测后，被证明内部的液体并非渗入水，而是仍有乙醇的葡萄酒。

商朝饕餮纹提梁卣内葡萄酒的发现并非偶然，侧面地讲述着三千多年前，中原贵族们对葡萄酒工艺、文化的依赖。

数十年来，殷墟中出土的青铜酒具，酒器种类繁多。装酒的包括樽、壶、卮 (zhī)、皿、鉴、斛、觥 (gōng)、瓮、瓿 (bù)、彝。而用来直接饮用的酒杯，则分觚、觯 (zhì)、角、爵、杯、舟。这侧面说明了商朝在“盘庚迁都”与“武丁中兴”后的繁盛，饮食文化、工艺技术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葡萄酒的酿造对贵族们来讲，不仅仅是为了买醉，而是追求饮食质量和高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牧野之战后，周朝建立。周公以仁义的“二王三恪”的制度，保存了大量的商朝文化。这些文化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诗经》中有丰富的记载。诗经，古称《诗》，分《雅》、《颂》、《风》三部分。其中的《风》，收集于西周时期各个封国的民谣、民歌、民间散文，其中不乏有葡萄与葡萄酒的身影。只是这个时期，“葡萄”一词尚未出现，它的称呼方法包括“葛藟”与“蘡薁(yù)”。

《诗·王风·葛藟》言道：“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诗·周南·蓼木》言道：“南有蓼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诗·豳风·七月》言道：“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严格意义上讲，葛藟泛指有藤蔓、产浆果的蔷薇科植物。而薁特指黑皮，糖分较高，适合酿酒的葡萄。它们在文献中的出现，往往都是周朝时期百姓对生活美好的憧憬。然而，也就是这个时期，葡萄种植、葡萄酒的酿造逐渐仅限于百姓的憧憬了。

自商朝中期，到商朝晚期，再到周朝，中原气候逐渐从亚热带气候转变为干燥的大陆性恒温带气候。黄河两岸的森林逐渐消失，大型动物如象、貘、獐、水牛成批迁徙离开或灭绝。空旷的平原里种植葡萄藤很难抵御冬季的严寒，人工种植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农家兴起，大幅度提高了各个封君治下的粮食产量，允许很多地区常年有余粮。自此之后，用蛋白酶转化淀粉的粮食酒随之成为主流，包括清酒与浊酒。

虽然进入周朝后，中国本土葡萄酒开始消失，但是被称为“蘡薁”的野生黑皮葡萄依然常见于中国北方的山林里。

汉武帝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汉使张骞在居胡十年后与几位随从偷偷地逃出了匈奴王庭。他们一路向西，希望能够完成十年前朝廷赋予的使命，找到月氏国。然而河西走廊、塔里木河沿岸、帕米尔高原全部都是不毛之地，一路只有黄沙、戈壁滩、山峰、雪窟为伴。当他们翻过帕米尔，进入了费尔干纳盆地后，见到的景象终于让所有人耳目一新，那是歌舞升平的大宛国。

张骞对大宛的报告记载在了《史记·大宛列传》里，太史公写道：“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

此处，葡萄的前身“蒲陶”一词，首次出现。因为此物叶如蒲扇，而做成饮料后用陶器封存，故而被称为“蒲陶酒”。太史公另外在该列传里写道：“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也就是说，大宛人让汉人羡慕的主要三样东西，骏马、葡萄、苜蓿。葡萄酒在大宛是财富的象征，有钱人将其视为投资的一部分。大宛酒的寿命可以达到好几十年，仍然适合饮用。

大宛国在拉丁世界的名字是“绝域亚历山大城”（拉丁文：Alexandria Ultima，英文著述里一般写为: Alexandria Eschate），它是众多以亚历山大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最东垂。波斯人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为了确保帝国内的希腊人不会在希波战争时期与希腊本土人勾结，将很多境内的希腊人都强制流放到这个远离爱琴海的角落。到了公元前330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带着马其顿人与希腊联盟军一路势如破竹，从波斯帝国的西侧一直打到东侧。到了费尔干纳盆地时，惊异地发现，这里竟然有着一个美丽的希腊风格城郭。于是，亚历山大选择在当地过冬。次年给当地城郭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班师，停止了北路的东征。

大宛国公元前2世纪时期留下的墙饰残片，希腊打扮的战士仍然清晰可见。这件文物现存于乌鲁木齐博物馆内。

张骞也确认了这一点，说大宛人是“塞人”，也就是高加索人种，并且与南边的大夏国文化相似。所以在亚历山大两百年后，安息帝国已经建立，阻隔了希腊本土与东方的连接。这些中亚的山谷里仍然保留着很纯正的希腊风格葡萄酒文化。随着与汉朝的建交，以及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役后，匈奴无法再控制河西走廊。二十多年里两国之间商旅不断。不论是大宛马还是蒲陶酒，都是汉长安的抢手货。武帝本人就是大宛蒲陶酒的头号粉丝，命人在宫殿周边建立林园，种植苜蓿、蒲陶树。所以自西汉中期，中国依靠引入希腊品种，在本土有一段时间的葡萄种植、酿造历史。

而宛马，也就是“汗血马”，因为高大强壮、耐力强，能一次奔跑五六百公里，被长安商贾誉称为“天马”。公元前104年武帝希望能够以朝廷名义批量采购马匹，改良战马，于是谴使带黄金20万两与大宛王协商。不料遭大宛王毋寡拒绝，汉使以上邦使者身份责骂大宛王招来杀身之祸，从而汉宛战争爆发。

公元前103年，李广利带两万多兵马首次征大宛。主要由于补给不足、沿途城邦阻挠，到大宛的郁成城下，就已经是强弩之末，被大宛人击败。听说李广利的败兵归来，武帝震怒，欲追罪责，所以逃回的汉师只能在玉门关外过冬。而次年，汉武帝安排全境调兵，共选出精兵六万余人，以及供应大量物资，二征大宛。此次因为军威阵容浩大，沿途城邦纷纷乞和，协助。郁成城被围攻40天后破城，大宛献出了马匹，并换了亲汉贵族为王。

此后，费尔干纳谷到长安的路300年畅通无阻，葡萄酒也逐渐被中国人再次熟悉，但是始终因为稀少，被奉为尚品。能饮用的基本上除了帝王，也只有达官显宦。东汉末年十常侍把持朝政的时候，投机主义者孟佗就曾经依靠一斛葡萄酒的贿赂，从权宦张让手里换得了凉州刺史的职位。此事在《三国志》里被引用，最初见于《三辅决录》，记载：“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一方面说明了东汉末年通货膨胀，像葡萄酒这类尚品绝对是奇货可居。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导致丝路不通畅，西域货稀缺。一斛容积大约等于现在的20公升。这个典故被后世嗜酒的文人们津津乐道，甚至被再次夸张化为“一斗”。

唐朝的刘禹锡在《葡萄歌》写过：“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南宋的陆游在《比从人觅酒皆酸薄》写过：“酒尽聊凭折简求，不知人要博凉州。”

苏轼更是写过：“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的名句。

地处西北的凉州固然偏远，但是它是中原去西域的必经之路。在陆放翁眼里，凉州刺史的职位代表着直接与西域通商，葡萄酒可以管够，比在京城里当官痛快多了。苏轼在任职湖州知州时，可能因为自己的人生坎坷，总是诗词上对历史人物打抱不平。他的名句中的“将军”指的是李广。李广自汉文帝时期从军，到对匈奴的漠北之战中迷途自刎，四十多年里经历大小战役过百次，军功无数，外寇敬畏，但是始终未能封侯。无奈在另一个时代，一斛葡萄酒就能换得大汉的十三州之一的支配权。

这是从山西出土的西汉时期神兽纹铜樽，用于盛酒。高23厘米，它的容易约一斗有余，也就是2升多一些。作为古容积单位，十斗为一斛。

几乎同一时代的魏文帝曹丕，在文学上做过很多整合和注释。其作品《诏群医》中写道：“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bò），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乎？”所以在魏文帝眼里，没有水果能跟葡萄相比。不论是直接食用的味道，保健作用，还是用来酿酒之后的效果，各个方面都暴击所有其它的水果。

而更擅长诗赋的曹植，在《种葛篇》里写过：“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思义深。”沿用了诗经里，用葡萄藤描述自然界最美好的事物，对比新婚燕偶的感情。甚至，曹操著名的《短歌行》里提到的杜康，很有可能是葡萄酒。毕竟相传，上古的酒祖杜康以血为辅料，在上帝的指引下酿酒。要说如血一般红色的酒，恐怕不能是粮食酒。

魏晋时期的繁盛是短暂的。随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开始，丝路中断。公元316年，匈奴人攻破长安，西晋灭亡。汉人大批南迁，中国北方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十六国时期。此后的三百年里，葡萄酒在中原地区逐渐淡出了文明的记忆里。甚至在金石文诞生后，也不曾在南北朝的众多碑林、金石上有过葡萄酒的记录。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一统。“贞观之治”使大唐的文治武功再现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之象。公元629年，将军李靖出奇兵，一举歼灭了不可一世的东突厥帝国，俘虏颉利可汗。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西域各邦纷纷附唐，丝路再次畅通无阻。

从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大唐的西域疆域西至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包含了当年大宛国在内的费尔干纳山谷，比邻波斯人建立的萨珊帝国。大唐在丝路沿途建立都护府，保护过往商客的人身、财物安全。长安城一时间来自西域的商贸络绎不绝，甚至长安城有接近一成常驻人口是西域人。西域也有大量的汉人，包括“诗仙”李白，据说就是出生在碎叶（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盛唐的时候，不仅葡萄酒成为了中原常见的饮料，草字头的“葡萄”一词也是在这个时代被首先创造、使用。

唐诗当中提到葡萄酒的词句非常多，并且经常伴随的是自然洒脱的浪漫主义，尽显盛唐包罗万象的民族文化自信。出名的绝句，例如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醱（pō）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在李白看来，只要用正确的酒具、酒器，哪怕把整条汉水变成葡萄酒，让他每天喝三百杯，喝一百年也不会烦厌。

中国各地出土的唐朝时期酒具数量、种类极为庞大。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西域、波斯风格的，用于饮用葡萄酒。

再者有王绩，属于唐朝时期的葡萄酒品酒师，写过诗句：“……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出自《题酒家五首》中之一）。王绩更重要的作品不在于诗词，而是他写了《酒经》与《酒谱》，流传于后世。让我们得知，盛唐时期，葡萄酒已经可以分出很多特殊的风格、品种。一些能彰显卓越质量的佼佼者，深受名流们追捧。

而说到唐诗里，提及葡萄酒的词句，最知名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段诗词写作于公元七世纪末。虽然歌词豪迈，极具英雄主义，可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以及随之到来的中国古葡萄酒最后落幕的篇章。

公元670年，唐高宗在长安隆重地欢迎了一位远道而来的波斯客人，并封他为右武卫将军，在长安城里赐宅、金帛。这位尊贵客人的名字叫卑路斯，他是波斯萨珊帝国最后一位“王中之王”伊嗣俟三世之子。他们的国家在二十年前，被新兴的伊斯兰帝国迅速吞并，几乎所有族人都东逃入唐。阿拉伯地区，唐朝古称大食国，在消灭萨珊帝国后，吞并了波斯全境。东境与大唐的西域毗邻，两者之间的军事摩擦开始出现。

开元年间，唐朝两次击溃了入侵的哈里发军队。而到了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黑衣大食再次犯境。四月，唐将高仙芝、李嗣业、段秀实带精兵两万余人出玉门关，在西域和诸国组成联军后西进。7月兵至塔拉兹，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怛罗斯战役。大食的军队人数比唐军多出两倍有余，但是唐军重步兵精锐，连战五日都占上风。然而不知为何，到了第六日，原本与唐军并肩作战的葛逻禄突厥突然叛唐，从侧翼夹击了在前锋的唐步兵。前军溃败之势影响了中军，很快全军都开始匆匆东撤，仅仅数千人得以逃生回到玉门关内。

敦煌莫高窟的第156窟壁画，绘画的内容是唐朝中期的河西统军节度使出行。

怛罗斯战役后，大唐的原本计划是进行几年修整后，再出玉门关，收复失地。怎料几年后就爆发了安史之乱的八年浩劫。此后，大唐再无暇西顾，阿拔斯哈里发国的势力进一步侵入西域东部，整个西域开始伊斯兰化，葡萄酒生产也就逐渐消亡。唐之后的朝代里，虽然能再通丝绸之路，却再也没有葡萄酒这一货物了。中国本土的葡萄品种，因为不曾经过酒业的长期培育、筛选。从质量、产量上无法吸引大量受众。只能当做食物或者药用。

这一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尤其明显地评述过：“……西人及太原、平阳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蜀中有绿葡萄，熟时色绿。云南所出者，大如枣，味尤长。西边有琐碎葡萄，大如五味子而无核。”只能说到了明朝时期，中国北方的山西、河北，以及西域等地仍然产不错的葡萄干。四川、云南仍然产颗粒较大的食用葡萄。至于葡萄酒，在这个年代却已经完全脱离了华夏文明。

清光绪十八年，也就是1892年，葡萄酒产业在中国翻开了现代篇章。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中国境内的葡萄酒产区包括：贺兰山东麓、渤海湾产区、云南高原产区、银川产区、武威产区、吐鲁番产区、天山产区、沙城产区、清徐产区、东北产区、以及黄河故道产区。总葡萄园面积世界第二，葡萄酒产量世界第九（仍然大量葡萄园用于出产葡萄干和鲜食葡萄），并且增长迅速。纵观历史，当今葡萄酒业的发展趋势，无非都在华夏古文明的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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