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回忆以前的春节

每逢初五迎财神之时，春节假期即将落下帷幕，也就是在农历上新的一年就全面开始了。在刚刚度过人生第45个春节之际，确已有值得回忆一番过往的资本了。

由于出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年，我的成长期正与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大周期完全重合，彼时中国从一个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慢慢开始脱贫脱困。因此，小时候过年非常具有标志性，翘首盼望了一年的物件——有时是套连环画、有时是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有时甚至只是一张面值仅五元的崭新人民币——都能在这一时刻得以神奇地实现。临近年关，父母所在的具有浓重社会主义大家庭氛围的国营工厂也到了年度最有趣时刻，成了孩子除家门口大院子的又一乐土。厂里有各种丰富的活动，还会有憨笑声朗朗的小型春晚，奖品可能是一两个红双喜乒乓球，一大把白兔奶糖甚至只是一杯现冲的乐口福。正所谓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当时一年四季很少直接摄入糖份的中国人，对这么一杯热腾腾的乐口福是多么神往。

临近春节，家中边角之处常挂起了咸鸭、风鸡、花鲢。受物质条件限制，有时挂上去的只是动物躯体的一部分，这就够我每天对着它们流口水了，期待着除夕夜那场丰盛的年夜饭快快到来。长三角居民家里没有暖气，我家那个一直陪到我上初中的旧式煤炉就登场了，它几乎一天要忙活15小时以上，现在看来这是平平无奇的简单灶具，那时候却觉得在那上面炖出来的红烧猪蹄、鸡汤，甚至包出来的蛋饺都是珍馐美味。

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节奏本就缓慢，时近年关，感觉父母都几乎不用上班了，也有更多时间陪我置办最隆重的年货——烟花爆竹。小时候，只要寒假开始，大街小巷就有各种身形的男孩子在放各种炮仗，有点的，有划的，有扔的。炮仗可以炸雪堆，吓唬野猫野狗，扔到就近的小河里，或者把里面的火药掏出来研究一番，更多的时候，或许只为听个响，年长的邻居甚是厌恶我们这些爱放炮的孩子，过年又不好拉下脸来咒骂，只能抱怨说“现在的炮仗怎么这么吵，跟炸弹一样吓人！”

终于等到除夕前一夜，也就是苏州人口中的“小年夜”，这是燃放烟花的第一个“合法日期”，记得在我十岁前，购买烟花的预算常常不到五元，但善于精打细算货比三家的我已经能把“弹药”装满整个手提塑料袋了。小年夜放花是试探性的，弄个把新品种看看效果。真正的重头戏当然是除夕，也就是大年夜。这会儿大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吃过年饭的，吃了一半的，都会循着此起彼伏的声音甚至闻着火药味聚拢到一起，竞相点燃自己的弹药库。我并不是一个喜欢跟人攀比的孩子，但这一年一次的别苗头还是需要的，当时很多花炮的价格可能只值今天某些“加特林”的千分之一，但五彩斑斓的颜色和呼哧呼哧火花四溅的样子分明能映照出那时“穷孩子们”无比快乐的童年除夕了。烟花爆竹也不能放得太久，因为8点钟就会有更大的戏份等着，那就是春晚。自从40年前央视首开春晚后，这几十年里春晚伴随大多数中国家庭纵贯整个除夕之夜，直到听见李老师的《难忘今宵》为止，令人捧腹的小品最为吸引人，前有佩斯，后有本山，剥开甜甜的橘子，磕着瓜子，泡杯清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真正的其乐融融，那时候的春晚，就是年夜饭最快乐的延伸。

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多少总要接受点“早当家”思想的教育，因此，日常里不会帮父母做家务的孩子都会被视为“小公主小皇帝”，属于反面教材。因而，按照传统惯例，除了贴贴春联再不用做任何家务的年初一就是最爽的，既能睡懒觉，又不用接任何家务指令，寒假作业更是九霄云外，试问哪个孩子不欢喜？回想当时我父亲一直会在假期让我坚持写日记，春节期间吃了就睡，要不就是走亲访友，只能记记流水账，父母对此也就一笑了之，叹口气“以后你的作文可怎么办哦？！”然而，今天这些日记本我还留着，恍若隔世般看到几十年前自己歪歪扭扭艰难地每天完成一番记录，真有笑中带泪的奇怪感觉。

四十年很快过去，中国社会真的如邓公当年预测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今天的孩子如果再拿到十块钱的压岁钱是震怒不已而不会是我们当年的震惊不已了。大部分城市已经不能在除夕夜随心所欲地放炮了，越来越多的人得了三高，即使是年夜饭，为了身体吃得也很谦逊，“年届四旬”的春晚除了吃饺子已经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了，过年在都市人的生活里只是又一个长假而已，是300多天疲劳内卷后的短暂松弛，或也是为一年素未谋面的亲戚们提供一个见面契机。我们的手机上有数以千计的朋友，逢过年时一大半也无非是一条统一转发的拜年信息而已。或许是因为物质生活太过于富足了，抑或是因为真的在老了，过年于我而言，味道确实比以前淡了很多很多。 

公众号二维码

视频好二维码